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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d id='2WhrmcrV3'></kbd><address id='2WhrmcrV3'><style id='2WhrmcrV3'></style></address><button id='2WhrmcrV3'></button>

                                                                              <kbd id='2WhrmcrV3'></kbd><address id='2WhrmcrV3'><style id='2WhrmcrV3'></style></address><button id='2WhrmcrV3'></button>

                                                                                  线赌博导航网:年度书单︱王龙飞:1949年后的国民党如何自我改造

                                                                                  2019-03-14 12:51

                                                                                  年度书单︱王龙飞:1949年后的国民党如何自我改造

                                                                                  原标题:年度书单︱王龙飞:1949年后的国民党如何自我改造

                                                                                    在大陆语境中,民国纪年至三十八而止,许多言说也以此为界,但人们应该注意到相关的故事——特别是国共两党,至今还在演绎。如论者所言,1950年代是两岸各自发展的起点,也是塑造两岸今日不同社会形貌的重要历史根源。对于国民党来说,败退台湾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又何尝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曾经没有办法解决的党内高层纷争被一举摆平,被免职的中央委员无一人公开表达不满,党不再虚弱,蒋不复弱势;曾经的组织涣散也大有改观,经过不长的时间即实现扎根基层,若干措置让国民党受用至今;曾经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去台后却能以和平方式几全其美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曾经领导经济无方,财政金融一团糟,却能引领制造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当然,国民党并非从此就高枕无忧。随着愈来愈大的内外危机,国民党被迫进入一个有其他政治力量激烈竞争的环境。眼看两党轮替已成常态,不料国民党近年几入绝境。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几要关张的百年老店在2018年底竟又迎来繁荣景象。这种不同时空中的巨大反差和跌宕起伏,一再提示我们,对于国共政争的许多言说,特别是一些习以为常的结论,都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细细审视,至少需要思考结论成立需要怎样的限定条件。

                                                                                    笔者2018年上半年在“中研院”近史所访学,期间主要接触与国民党有关的资料档案。两相激荡,产生了一些思考,略有心得,但亦有了更多的疑问。这里介绍其中读到的几本书,正是这种心迹的体现。

                                                                                    王良卿:《改造的诞生》(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

                                                                                    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蒋介石交议的国民党改造案:解除包括中执委在内的全体中央委员职权,改由总裁蒋介石遴选一批人数精简的中央改造委员以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取代原有中央执行、监察两个委员会的政治职能。之后不久,蒋宣布了以“行政院长”陈诚为首的十六名中央改造委员名单。这十六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并直接对蒋介石效忠负责。这种另起炉灶式的的改革使国民党一改长期以来众声喧哗派系纷争困局,顶层权力得以重构,蒋介石的个人威权意志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真正实现“领袖独尊”。

                                                                                    国民党本以改造贫弱的国家与社会为职志,然而执政后这份初心逐渐消蚀,党内弊端百出且日渐严重。国民党高层也早早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蒋介石本人更是痛心疾首,一次又一次地痛下决心欲振衰起弊,但因内外的种种牵扯,终究未成。正是这个让无数人——包括自己的成员失望透顶的国民党去台后却真正实现了重整,何以能?过去又何以不能?作者在细密的叙述中作了部分回答。

                                                                                    本书发问的起点正是国民党的这次改造,不过作者并非仅关注1950年至1952年的改造,而是上溯至1927年南京开府。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多半以1950年的改造事件本身作为论述主体,强调对于国民政权立足台湾的重要贡献,对于改造形成的背景则常以国共政争带给国民党悲剧性打击及同一时期国民党末日般混乱脱序概之;至于1949年以前国民党是否曾经存在任何值得注意的自救与改革措施则被学界忽视或简化。作者的研究指出,1950年国民党在台改造不是一项脱离历史条件的产物,而是自有“长期深远的时空结构与人为局势予以支撑”,全书的重点即在追溯这个迁延波折过程。

                                                                                    作为结论,作者对改造源于末日刺激的观点提出两点修正:一,1949年的局势与1950年代的改造确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不应忽视此前国民党机器与国民党人即已发出各种各样改革呼声并采取某些行动;二,此番改造多半还是国民党自己既往自身经验长期积累演化的结果,不完全是应急抉择,1949年的意义应严格限定在短时间以及外部挑战的解释上。这种“国民党中心观”是否立得住,值得追问。

                                                                                    任育德:《向下扎根: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地方政治的发展(1949-1960)》(稻香出版社,2008年)

                                                                                    基层无力,组织涣散是国民党长期的积弊。国民党痛彻检讨失去大陆政权的原因,选择“以组织对抗组织”,重整国民党组织为反攻做准备。成功重构国民党上层后,眼光自必向下,这关乎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在1940年即成立台湾党部,至1950年虽历十年,但成效非常有限。对于再无退路的国民党来说,扎根台湾首先是立足的需要。面对已被殖民统治半世纪的台湾,国民党如何深入并扎根台湾基层?这正是本书论述的主要问题。论述时限上起国民党在台改造,下迄1960年雷震案(第一波反对势力衰微)。论题主要涉及党务发展、权力渗透、地方精英甄拔、地方政治实态、基层组织建设(农渔水利会、民众服务站)等。

                                                                                    该书指出,国民党上层的改造为向下扎根奠定了基础,CC系遭到系统性削除,三青团出身的干部居于主导,派系纷争得到有效遏制。国民党通过政治综合小组等制度设计与对地方政府重要人员任用审核权,使县市党部主委成为地方政治权力的分配者,做到“以党领政”。国民党还在一般情治系统之外建立倚赖广大党员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搜集讯息,以帮助党了解地方社会,并密切与民众之联系。党与社会的联系较大陆时期大有进步。在地方组织建设中,国民党自1952年起开始在各地设立“民众服务站”。经过数年发展,民众服务站成为既有组织团体外,真正为国民党所创立且掌控之组织。该书称:“发展健全之民众服务站,代表国民党向下扎根的成果,也有助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动员及争取既有组织外的选票,其他阵营在此均难以企及。”

                                                                                    对于政治反对势力,在对局面有较强掌控能力后,国民党采取的是容忍与压制并用。通过政治利益的让渡换取地方实力派的合作,甚至策动地方派系对反对势力进行夹击,而对于雷震这样的在野人士则采用严厉镇压手段。雷震案后,在野势力明显消沉,直至1970年代末才再度集结,对国民党形成又一波冲击。

                                                                                    国民党的许多做法,明显是在学习曾经的政治对手中共,如倡议“民主集权制”、各种团体中设立党小组、要求个人融入组织生活等。作者指出,尽管如此,但由于蒋介石个人理念与国民党组织遗产、台湾社会状态对落实组织运作之影响、政权对美援之倚赖,均限制国民党在组织文化及实质走向列宁式政党之可能。

                                                                                    蔡石山:《台湾农民运动与土地改革,1924-1951》(黄中宪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相较胜利者中共,失败的国民党常被认为重大失策之一是未能解决土地问题,未能改善农民生活,以致民心背离国民政府。而在台湾,国民党以渐进、平和的方式几全其美地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国民党领导的台湾土改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租率从50%降为37.5%,第二阶段乃将1945年没收之日本人地产卖给农户,第三阶段让地主以有偿方式(配给国营企业股票)让出准许自留以外的土地,并提供低利贷款帮助佃农购买这些土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还将地主手中的土地资产转换为工业证券,有效支持了刚萌芽的工业经济。

                                                                                    该书把1950年代的台湾土改置于纵向的历史进程中,追溯了自1920年代以来台湾农民抗争的曲折历程,并因殖民地关系特别注意对与日本关联的考察。这种融通性的论述方式有利于人们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但也常常在关节点的细致与深入上留下缺憾,如本书有关1950年代土改的论述就略显简单。

                                                                                    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源: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二战后,世界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现代化发展之路多数坎坷,而东亚地区战后发展成绩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数据为证),台湾地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标题所示,本书问题意识非常明确:被殖民的后进地区台湾如何(how and what)发展以及为何(why)能发展。在台湾目前的流行论述中,国民党政府因威权形象连带其统治被认为一无是处,在发展经济上的作用也被否定或忽视,战后经济成长多被归功于日本殖民统治(高效率的殖民政府奠定了现代化发展基础)、美国援助(军事、经济援助)以及人民努力。本书基于结构学派的架构(认为后进地区需要政府干预来替代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适宜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工业化),从历史的角度呈现台湾战后早期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并对“日殖延续说”和“美援说”进行反驳性论证,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政府合宜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作用。除了延续结构学派对政府角色的强调,本书还特别关注发展的意志。作者指出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经验是国府败守台湾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此才好解释这些主事者(如尹仲容)为何会积极寻求如何发展的方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瞿宛文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深受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作者称自己在数十年的学术探索中,逐渐领悟到要解析后进国家和地区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做到历史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即“历史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作者认为自己此前的研究取径不是历史性的,只是涵盖时期较长的横切面分析。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注重历史性的分析,同时在一些关键点上加入横切面的社会科学分析。

                                                                                    作者还体悟到,现代社会科学通行的非历史性分析,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观,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把西方现代化当做普世典范的历史观。依据这个史观,后进地区的落后是一个应该摆脱的包袱,现代化就是去掉这个包袱,是一种进步。这个预设被视为理所当然,且已内化而不必明言。作为反动,作者提出“后进发展视野”:后进地区是在西方强势压力下被迫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在自身发展轨迹上自然地追求现代化。这一点倒是耐人寻味,在讨论中国现代化时,“中国中心观”常被认为比“冲击—回应”模式更“进步”。